移动通信网 赵哲超
刚刚落幕的3GPP TSG#113马德里全会未能就5G向6G迁移的整体架构方案达成最终共识,关键表决被推迟至2026年12月美国波士顿全会决断。会议并非全无收获:MRSS(Multi-RAT Spectrum Sharing,多制式频谱共享)基本确立为技术基线,允许5G与6G在同一段频谱上共存共享。这套机制使6G在商用初期可复用5G低频频谱实现广域覆盖,同时具备通过软件升级复用部分现有5G RAN设备的潜力。表决推迟的背后,是运营商与设备商在迁移路径、存量投资保护等问题上的诉求分歧。以NGMN为代表的全球主流运营商明确呼吁6G收敛迁移路径,以6G-SA独立组网为主线架构;而部分产业参与方则基于各国现网条件差异,希望保留迁移灵活性。这场博弈的实质,是5G时代多路径并行遗留问题的延续——迁移选项不是越多越好,过多备选方案会把标准复杂性传导至芯片、终端和网络设备,最终由运营商和消费者买单。
【关键数据】
[1] 6G迁移架构关键表决推迟至2026年12月3GPP波士顿全会
[2] 5G时代3GPP定义5条以上迁移组网路径(Option 2/3/4/5/7)
[3] 全球运营商5G存量网络投资累计达千亿级别
[4] MRSS可在同一段FR1低频频谱上同时承载5G与6G终端业务
[5] 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 SA独立组网网络
回望5G标准化进程,3GPP当年为兼顾不同国家运营商条件,定义了Option 2、Option 3、Option 4、Option 5、Option 7等多条迁移组网路径,涵盖SA独立组网与NSA非独立组网方案。实际部署暴露两大问题:其一是过渡方案路径依赖,NSA(Option 3)本为短期过渡设计,但大量运营商陷入路径锁定,长期停留在NSA架构,切片、低时延、网络开放等5G原生能力被长期搁置,本该过渡的方案变成主流;其二是DSS动态频谱共享的实践痛点,4G向5G过渡采用DSS实现LTE与5G NR同频共存,但受制于LTE老旧CRS参考信号设计,DSS带来显著调度开销和干扰管控难题,部分场景下拖累用户体验,未能完全兑现技术预期。多重迁移选项表面看自由度更高,实则带来设备、终端、芯片分支碎片化,测试与互联互通复杂度陡增,推高全产业链成本。5G的教训成为本次马德里会议博弈的深层根源。
MRSS作为本次会议确立的共同基线,是站在DSS肩膀上的升级方案。与DSS需兼容老旧LTE信号不同,MRSS面对的是5G-6G共存场景,5G NR空口本身具备前向兼容能力,没有LTE固定CRS参考信号的历史包袱,理论调度开销远小于当年DSS,可在同一段FR1低频频谱上同时承载5G与6G终端业务。其核心价值有二:一是解决6G早期低频覆盖难题,全球低频优质频谱资源稀缺,短期内很难大规模划拨全新低频给6G,借助MRSS无需等待完整频谱重耕即可复用现有5G低频实现广域连续覆盖;二是具备部分RAN设备复用潜力,在硬件能力满足前提下,现有5G射频、基带单元有机会通过软件升级支持MRSS,保护运营商过去数年累计千亿级别的5G存量网络投资。但MRSS并非万能解药——即便有NR空口先天优势,同频干扰、多代终端调度冲突、跨厂商互通等工程化难题依然繁重,且设备复用程度取决于硬件能力边界,不能幻想所有存量5G基站简单软件升级就变成完整6G基站。
从产业链角度分析,迁移架构选择直接决定上下游成本结构。5G时代多Option并行的结果是不同厂商实现路径分化,6G手机、模组成本因芯片多分支而抬升,终端碎片化削弱全球规模效应。若6G草率接纳过多迁移备选路径,将面临三重风险:标准层多路径带来芯片、终端多分支,终端成本上升;部分过渡路径被长期“赖着不走”,形成类似5G NSA的路径依赖,导致6G原生的通感一体、网络内生AI等核心能力无法完整释放;不同国家、运营商选择迥异的迁移路线,造成全球标准事实分裂。当然,收敛路径不等于一刀切,特殊场景的补充迁移机制可以保留,但必须严格限定为局部补充——双连接、异构聚合等备选方案不应成为通用主流路径。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 SA网络,存量投资巨大,面临“避免推倒重来巨额浪费”与“不牺牲6G原生能力”的双重命题,MRSS基线值得重点跟踪研究。
商业化进展层面,6G标准时间表已基本清晰,3GPP 6G研究项目持续推进,MRSS基线落定为2026年12月波士顿全会的架构决断扫清了频谱共存层面的障碍。从应用场景看,MRSS的直接落地路径是6G商用初期复用FR1低频实现广域覆盖,避免大规模推倒重建5G基站;对于运营商而言,存量5G射频、基带单元的软件升级复用,可将早期6G部署的资本开支压缩至可控范围。但工程细节仍待厘清:跨厂商互通测试、多代终端调度机制、同频干扰管控方案等,均需在12月会议及后续研究项目中逐项落实。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前3GPP关于6G演进架构的讨论核心仍完全围绕手机个人消费场景展开,而单纯围绕智能手机速率、时延和带宽的渐进式提升,可能已不足以构成6G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从行业趋势看,本次会议暴露出3GPP传统范式惯性:全球标准化资源大量消耗在“5G向6G如何兼容、如何平滑迁移”等传统问题上,而针对6G最核心的行业能力——通感一体、通智一体、通感算智深度融合的场景化落地、架构定义、组网规范,系统性讨论严重不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所有高阶垂直行业场景必然基于SA独立组网才能实现能力释放,6G技术刚需与颠覆性价值更多来自产业侧而非消费侧。若延续这套标准惯性,6G极可能重蹈5G覆辙:消费侧过度迭代、产业侧能力滞后。对国内产业而言,可形成几点理性判断:支持6G-SA作为主线架构、MRSS作为频谱共享基线;充分评估存量RAN设备可复用边界,区分“软件可升级”与“硬件必须替换”,不对全量存量利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客观区分基线与补充方案,将双连接、异构聚合严格限定在局部特殊场景。12月波士顿全会的决断,将直接塑造2030年前后全球6G网络的部署形态与产业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