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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星 蒋一心
10月17日，路透社爆出一个消息：一项由美国白宫委托、历时18个月的调查显示，没有证据显示华为公司在美国从事任何间谍活动。
据悉，这项由白宫委托的秘密调查活动受到了情报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协助，调查人员研究了大量可疑行为报告，并走访了近1000家电信装备采购商。
这个消息将此前沸沸扬扬的华为中兴在美遭遇封杀事件再次引爆，使得人们关注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商业困局。
为了深入了解华为中兴为何遭遇美国式围城，美国官方为何对中国企业带有如此深的负面看法。
从10月上旬开始，电脑报记者同时在北京和华盛顿进行了大量采访，包括全程旁听针对华为中兴的众议院听证会，发邮件联系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拜会美国军方前高级IT研究员和纽约证券交易所网络安全主管。
华为中兴在美国的这次遭遇，与其说是两家企业的个别案例，不如说是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市场艰难运营的共同写照。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关于华为中兴的调查报告
美国众议员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左)10月8日在华盛顿公布针对华为与中兴的报告
丁少华和朱进云在国会宣誓
一场 “有罪推定”的听证会
“我很抱歉，也对你们很失望，因为你们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无法给予满意的回答。”
2012年9月13日，华为美国首席代表丁少华和中兴通讯负责北美与欧洲事务的高级副总裁朱进云来到美国国会接受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质询，委员会主席迈克 罗杰斯(Mike Rogers)在听证会临近结束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便预示着最后的调查结果。
听证会现场
咄咄逼人的开场
整个听证会，从美国当地时间上午10点到下午1点20分结束，旁听的人并不多，坐在两位负责人位置上的都是口才出众的美国政客，“高高在上”的议员们也习惯于用最犀利的言语去“刁难”前来接受质询的政客。对于两名来自中国、工程师出身的企业代表这样的场景是他们一生中都没有经历过的，他们的紧张情绪无法掩饰。不过，面对“来者不善”的议员们，丁少华和朱进云顶住了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表现得有理有节，不仅极力维护公司的利益，还反驳了议员们对于中国的一些偏见。
“如果中国政府想要通过你们获取客户的保密信息，或者从事影响我们业务或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华为将会怎么做？”民主党资深议员鲁伯斯伯格(Dutch Ruppersberger)用一个自己假想的情况向丁少华发问。
丁少华坦率地表示：“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华为公司绝不会受任何第三方、任何政府的指使来危害任何国家和客户的网络安全。华为的商业价值观就是在商言商。”
“如果拒绝政府会坐牢呢？”鲁伯斯伯格追问。
“华为公司是一个依法经营的企业，没有违反法律，任何政府，包括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把我们关到监狱里去呢？”丁少华通过反问回击了鲁伯斯伯格的猜疑。
所谓焦点
在这场超过三小时的听证会上，两家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成为了一个焦点问题。美国议员们认为中国企业可能会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做出有损美国国家安全或商业利益的事情，并要求两家企业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企业的决策不受政府的影响。
委员会认为两家公司设立党委显示其经营运作受到政府的直接影响，而这可能威胁美国利益。
“你们能解释一下党委在公司中的作用及其对于公司经营的影响吗？”罗杰斯问道。
丁少华援引中国《公司法》，表示所有在中国设立的企业都要设立党委，“这是法律的要求。主席先生你可能有所不知，在中国，沃尔玛的中国公司、通用汽车的中国公司也有党委。”
他强调党委不在华为的治理架构之中，也不参与华为的日常决策：“我在华为17年的时间，在总部和全球不同地方的公司都工作过，从来都没见到党委参与公司的一次决策”。随后他向在场的美国议员们正面解释了党委的作用：“在华为公司，党委(的作用)是鼓励员工遵守职业道德，提供员工关怀。”
朱进云则表示，“中兴的经营运作完全符合香港和深圳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并提供了其独立董事、美国人石义德(Timothy Steinert)的证词，证明党和政府没有直接参与到中兴的日常运作之中”。
尽管如此，在最终的报告中，委员会仍将党委的存在作为质疑两家公司的重要证据。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指责华为没有按要求提供其党委的成员名单，因而无法解释党委在公司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兴通讯不仅提供了独立董事的证词，还提交了党委成员的名单，报告却指责其“只是到了最后时刻”才提交该名单，无法消除委员会的担忧。
另一个被委员会视为两家公司日常运作受中国政府影响的证据是两家公司被称为“龙头企业”，这个说法在报告中多次出现。“龙头企业”一词对应的英语是“national champion”，后者在西方语境中是一个政治上的概念，维基百科对它的解释是“处于战略性领域中的大企业，不仅谋求盈利，还寻求提升国家的利益”，而拥有这一称号的企业往往受到所在国政府的政策乃至财政上的支持。
罗杰斯表示他注意到了这一概念“龙头企业在中国的含义与在美国并不相同”，但在听证会上，仍有议员揪住这一问题不放。两位企业代表都表示自己的公司从未被官方授予“龙头企业”的称号，更没有因此得到过政策上的支持。在之前提供的材料中，华为还希望用过去曾遭受中国政府的税务欺诈调查的案例来证明其并不是西方语境中的“龙头企业”。即便如此，报告仍根据华为再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幻灯片材料中使用过“龙头企业”的说法，怀疑其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和支持。
有力证据在哪
尽管报告指责和试图限制的对象都是华为和中兴的设备，但无论是听证会还是报告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都与通信设备或技术没有直接关系，而是集中在商业、法律和政治层面。为数不多的和技术相关的指控之一是两家公司的设备拥有后门，然而罗杰斯在提问时称这一质疑是基于“多个渠道的报道”，并未提供任何有力的证据。
两家公司对于都坚决否认软件存在后门。“最近在美国媒体上关于我们(软件)有后门的报道是完全不属实的。所谓的后门是我们软件的一个bug，这样的bug在所有的公司都出现过，就像微软、Google、苹果公司都会定期和不定期地发出补丁一样，”朱进云拿在中国拥有在华拥有大量业务的美国科技企业进行对比，而在两家公司遭受调查期间，国内也不断有人呼吁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科技企业展开针对性的调查。
在听到这样的回答后，法学学士毕业、并无通信或软件业从业经历的罗杰斯没只得转向其他的问题。最终的报告在提及这一问题也并未展开详谈，给出的解释则是“委员会的专业知识并不适合对特定的设备组件做全面的评估”。
记者在看完这场听证会后发现，与众所周知的美国法律“无罪推定”的原则不同，在这个不同于法庭的场合，国会议员们可以在没有充分证据的前提下本着怀疑的态度要求两家企业给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无罪”；而他们怀疑的对象不仅仅是两家企业，还有中国政府。也许这场听证会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调查结果是“预先确定”的。
听证会之后
“美国是个法制国家，所有的指控都应基于确凿的证据和事实。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历时11个月的调查没能提供明确的信息或证据来支撑委员会的担忧的合理性。” 在当晚发表的声明中，华为指责这份报告充斥着传闻和猜测，并称尽管华为尽全力配合调查，最终得到的却是一个“预先确定”的调查结果。
中兴通讯品牌部副部长戴澍表示，委员会的调查过于狭隘地关注供应商的地理位置，而不是设备的安全性，否则就应将调查延伸到包括西方企业在内的所有在中国制造设备的供应商，而不仅仅是两家最大的中国通信设备制造商。
他还透露，委员会在调查期间要求中兴提供大量的材料，却并未给予足够的时间。
认为这份报告缺乏足够说服力的不只是当事的两家企业，包括美国媒体在内的西方主流媒体也几乎一致认为这份公开的报告中的指控缺乏证据，尽管委员会辩称在另一个保密的版本中提供了一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不适宜公开的细节。
美国《华尔街日报》在当天的文章中称该报告“没有包含显示两家公司的设备用于间谍活动的证据”，英国路透社也认为“它(委员会)没有提供任何坚实的证据来支撑其担忧”。
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相关问题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回应道：“中国电信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开展国际化经营，其在美投资体现了中美经贸关系互利共赢的性质。”
他敦促美国国会“尊重事实，摒弃偏见，多做有利于中美经贸合作的事，而不是相反。”翌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称该报告仅凭主观猜测和不实依据就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端指控，中方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尽管在舆论上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但该报告造成的影响已难于挽回。
对于全球第二大通信设备提供商华为来说，由于目前在美国的市场所占的份额尚不足1%，报告短期内不会对其整体财务状况造成严重影响。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份报告不仅意味着华为很难依靠价格优势在美国市场获取更大份额，并以此在市场环境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保持稳定增长、实现对爱立信和思科的超越，也意味着华为在美国的并购将变得更加困难。
嘉宾简历：刘谦，国家级实验室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多媒体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之前在另一个国家级实验室从事美国军方高性能计算的研究，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现从事高清显示和安全传输的研究工作。
电脑报：作为一直与网络安全打交道的研究人员，你自己怎么看华为中兴被美国政府调查这个事情？
刘谦：我不但听说了这次沸沸扬扬的争论，我对这两家公司也比较了解，他们作为中国本土的网络通信设备新星在国际市场备受关注。
这次美国参议院的调查结果让人疑惑，但却可以理解。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对普通消费产品包括企业级的消费电子产品都不应该有任何没有确切理由的限制，即便有，双方政府完全可以将其提交到WTO或者UN进行讨论和寻求裁决。但众所周知，中兴华为提供的产品已经超过消费产品，对于政府采购和军队采购，美国政府或者说所有政府都有对其担忧的权利，甚至根据自己担忧而阻止的权利。
其实相同的道理，中国政府也不会对自己的网络设备或中国移动，电信核心网络设备的采购轻易对美国、日本等企业开绿灯。这里有国家安全的考虑也有风险控制的要求。
即便对于美国和其盟友的核心设备(军事等)的合作也并非完全开放，比如我们大量盟友参与了F-35战机的开发，但技术机密不同，可参与层次也不尽相同，以色列和澳大利亚就仅仅进入第三合作梯队。
总之，虽然参议院的报告看起来明显的理由不足，但对于国家安全问题谨慎总是好的。
电脑报：商业的开放导致创新强劲，正是这两点让今日之美国谓之于美国。可是如果对中国企业如此，是否背离了美国的价值观？是否危害到美国核心发动机的动力源泉？
刘谦：关于对中国企业的贸易保护，我一直有自己的看法。
我是做技术的，而且可以说是相关领域的尖端技术，对中国企业的模仿能力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现代科技中核心部分已然从硬件转移至软件、IBM的设备、思科的系统还是Juniper的防火墙，最终的核心价值都在软件上，我们经常看到美国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设计生产的设备在很短时间内被中国企业模仿和超越。
当然，超越指的是价格。而且这种侵权极难界定，大部分时候这些中国产品都对代码、系统或硬件做些许不重要的更改，而实际上却对美国企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记得中俄军事贸易也总有类似事情发生。所以谈到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歧视并不是不能理解，但中国有中国的权利，如果可以证明美国政府有歧视或贸易保护，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将此事提交至国际组织调停解决。
同时我们环顾硅谷，可以发现大量高科技，高产出的企业都是中国人创办的，所以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企业并不反感，甚至双手欢迎，但对大量制造型企业却总持怀疑态度。
而谈到美国商业社会开放和自由，我认为这是有条件的，而条件就是国家利益。反恐最严重时，在美国言论其实不自由，交流不开放，CIA和FBI随时可以查看人们的电话或邮件，原因就是反恐。
电脑报：听完你的这番观点非常感慨，你一直以来接触企业级设备，能否对于国产企业级设备的看法。
刘谦：如果不能够在产品端有足够的创新和专利，中国企业很难再通过之前的战略取得满意的成长。
我共事过三个国家级研究中心，绝少见到中国品牌的大型设备，中国货最多的还是鼠标、键盘、电脑、路由器等等。其实我个人不认为中国产品不好或质量不高，但中国设备在商用领域的确很难跟大型国际企业竞争。
商用不像私用，不像我们买一台相机，对于一个大型企业，上百万美金的投入意味着整个公司的信息和数据都要依靠这些设备。
美国大型设备企业注重历史、口碑、专利技术和整体解决方案，可称道的优势非常多，而中国企业的主要优势是价格，所以如果你是一家美国大型企业或世界级企业，你会在采购数据、安全、处理系统时首要考虑价格吗？
当然不会。有一些企业或国家，比如非洲、南美或一些大型企业的边缘化设备采购会优先考虑价格，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这些企业在那儿做得不错而在美国、欧洲或日本斩获不佳的原因。
电脑报：中国已经不满足于初级产品的价格和制造，转向大型高利润的企业级设备是必然趋势，但同时遇到像这次危机的几率也大大增加，应该以怎样的心态来面对之后的挑战？
刘谦：中国的转型是必然，也是历史趋势，这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都得到过印证。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的过程，模仿和加工当然在起初必不可少，如果你不能锻炼出优秀的加工团队，制造出精准的加工设备，训练出优秀的管理人员，往后的创新必是虚谈。在今天，我们更应该把所有精力专注于自身发展和快速转型，而不是纠结于这细枝末节。
有些问题我们可以找国际组织，我们可以找政府和WTO也可以借机做做营销，但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主要矛盾是什么。真正加快内部转型才是外部发展的坚实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