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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长富是中移动在今年出庭受审的第五位中高层。江心/CFP
原题《重庆移动招标黑幕》
手握邀标实权，贪腐者将涉嫌行贿的公司纳入邀标范围，并令其最终中标获利
财新《新世纪》 记者 邓海
沈长富的受审，让全球最大电信运营商的招标黑幕一角被曝光。
10月10日，中移动重庆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沈长富因涉嫌受贿在重庆受审。他是中移动在今年出庭受审的第五位中高层。此前，中移动原党组书记、副总经理张春江，中移动原党组成员、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四川移动原董事长、总经理李华已相继被判死缓。
根据检方的指控，1990年至2010年期间，沈长富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总经理、重庆移动董事长等职务便利，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
贿赂主要来自华为、爱立信和四川冠达通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四川冠达)等通信制造商和设备维护商。其中，爱立信涉嫌行贿的时间最长、金额最大。在1996年到2010年的13年间，沈长富先后收到来自爱立信的贿赂折合人民币1747万余元。
而华为涉嫌的行贿方式最为隐蔽。自2003年末到2010年，华为以发放工资和福利待遇等方式，给早已不在华为上班的沈长富之子沈俊成(又名沈力)发放131万余元所谓的工资、奖金和公司股票分红。
纵观整个案件，沈长富跟这些涉案公司的利益输送，都围绕中移动的邀标制度展开。自2005年以后，邀标已不为中移动内部规定所允许，但沈长富称，至案发，重庆移动仍行使邀标。他则利用手中权力，将涉嫌行贿的公司纳入邀标范围，最终中标获利。
层层勾连
沈长富1951年5月生，重庆市垫江县人。重庆移动前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曾下乡做过知青，自称毫无背景。自1971年3月起，他到重庆市电信局任机务员，从事多年无线通讯工作，1992年8月升任为重庆市电信局无线通讯分局局长。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第一轮电信改革中，移动业务从中国电信中拆分出来。自1999年9月重庆移动成立后，沈长富始终担任公司负责人，直至受中移动腐败窝案牵连落马。
在张春江下台、张锐涉案之后，担任四川移动数据部总经理的李向东出逃，加速了李华的落马。李华落马牵出了毛节琦，最终导致沈长富也随之被逮捕。
毛节琦是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1985年，香港长远贸易株式会社与爱立信总部签订合同，担任爱立信总部的高级顾问，毛节琦负责中国市场。急于占领电信设备市场的他走上了行贿路，他给执掌四川移动的李华送上1173万余元，向沈长富送上1747万余元，均为两者受贿最大金额。
牵出华为
跟爱立信共同涉案的还有国内知名通讯器材供应商华为。检方指控沈长富间接收受来自华为的贿赂131万余元。其在2003年到2010年的公司决策层会议上，同意购买的华为公司产品和服务总金额达到27.745亿元。
沈长富跟华为的联系以其儿子沈俊成为纽带。2003年，沈俊成从英国大学毕业回国。此后不久，沈长富在跟华为重庆办事处代表谈生意时，提出将自己的儿子安排到华为上班，华为方面同意。出于避嫌考虑，华为将沈俊成放到成都而不是重庆入职。
据华为总部、重庆代表处、成都代表处等相关人员证词，沈俊成当年12月至该公司深圳总部报到后，参加了几天培训就调入华为成都代表处，2004年1月即离开华为。此后，华为却将已事实离职的沈俊成的工作关系转到沈阳代表处，继续为其发放工资和奖金。而按照华为的内部管理规范，如果员工无故缺席三天即按自动离职处理。
华为多位管理层证词称，给不在职的沈俊成发放薪酬，根本原因是考虑到其父是重庆移动董事长，通过他可以得到设备采购方面的照顾。这点亦得沈长富承认。
根据警方的笔录，沈长富称在任期间给了华为特别关照，最终使华为从当初只有一个产品在重庆移动销售，到现在2G产品在重庆移动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同时3G产品市场份额最大，占70%以上。
沈长富说，他对华为产品在重庆移动的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给下属“打招呼”，他对以华为为供应方的采购方案一般都给予“绿灯”，还授权有关部门负责人跟华为签订合同。
贪念之祸
作为父亲，沈长富一直希望儿子能在华为发展，他还希望曾在英国留过学的儿子能到华为法国代表处上班。但执意要做生意的沈俊成，未能遂其心愿。
在2004年下半年某日，沈俊成对父亲说，自己出来做事了，已不可能回华为上班，但华为公司还在给他发放工资福利，他不想再在华为公司领取这些福利了，让沈长富给华为公司打招呼，将工作关系解除。沈长富说自己一时起了贪心便没有去解决此事。
沈俊成离开华为后，与成都东讯电子工程公司负责人刘卫创办四川冠达，同时获得55%份额的干股，价值66万元。在公司运行后，为避嫌，沈俊成姑父代持其股份。
据刘卫口供，2004年成立四川冠达后，他即告诉沈长富，自己跟沈俊成组建了新公司，业务包括移动通信基站业务维护等。此时重庆移动正准备对万州片区基站维护进行招标，但要求投标公司有经验。刘卫为此找到沈长富，表示公司刚成立，还没有业绩，希望在招标方面给予关照。沈长富当时回答说，“好！我知道了。”
在庭审期间，沈长富自称中移动自上而下都采取项目邀标制，而不是招标制。邀请招标是相对于公开招标而言的特别招标形式。根据中国相关法律规定，有如下五种情况经批准可以进行邀请招标：项目技术复杂或有特殊要求，只有少量几家潜在投标人可供选择的；受自然地域环境限制的；涉及国家安全、国家机密或抢险救灾，适宜招标但不宜公开招标的；拟公开招标的费用与项目的价值相比不值得的；法律、法规规定不宜公开招标的。
在2004年之前，中移动采用的是各地区分散采购，大部分设备采购都是由各省公司独立完成，地方公司甚至县级公司都有很大独立采购权，邀标相当普遍。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中移动各地区采购同一产品的价格不统一，采购成本偏高，且全网技术标准不统一，质量良莠不齐，原因便在于各地区移动公司个人收受中间费用。
2004年，中移动决定开始集中化采购，即集团、省两级集中采购，2005年起全国推行，逐渐取代了过去的地区采购和邀标。据中国移动(微博)数据，截至2010年，已经有超过95%的电信设备通过两级集采完成，直接邀标的设备不超过10%。但公开招标设有“预审”程序，往往先被审掉一大批，最后可参与投标的仍是常见的十来家企业。
改革后的省级公司仍有很大权力，尤其是人口大省和经济发达大省，因为中移动是根据省级公司申报的数量和厂商需求来分配各省市采购量的。很多供应商即便通过集团公司的集采，仍需到各省去打通关系、逐一突破，以保持供应的稳定性，尤其是四川、重庆这样的需求大区。除设备集中采购之外，基站代维基本仍由省级移动自己邀标。一些交易所涉数额动辄数十亿元，省级移动公司一把手之权重可想而知。
据沈长富辩解称，直至其下台，邀标制仍是中移动“上上下下”在设备采购和工程项目招标上的主要做法。“因此，邀请谁参与、不邀请谁参与是我的权力”。在确定邀标范围后，职位如他者还可以建议中标，即通过主持决策层会议强制让行贿者中标。
沈长富曾向下属移动公司副总秦大斌特别提到，希望交由四川冠达试点重庆移动基站维护工作，最终该公司获得该片区1000多个基站的维护工作，获利超2000万元，利润率超过40%。到2007年，四川冠达在万州片区获得的基站维护数量，已经达到2500多个，较2004年增长了1.5倍。在2008年和2009年，该公司再次以试点方式陆续接手了重庆市主城片区白市驿试点及长寿片区共360多个基站的代维工作。
检方指四川冠达借此盈利至少2360万元，而沈长富被指控受贿3000多万元，主动交赃却高达4000多万元。
案发后，除爱立信受贿情节外，沈长富几乎主动交代了其他全部罪行。在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出庭受审后，他与儿子沈俊成正等待一审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