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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方远
2010年年末，中国三大运营商交出了3G用户近4000万的答卷。其中TD用户为1883.5万户，占比四成。作为中国自主的3G标准，TD交出这样的成绩单实为不易。
回望过去十年，TD的产业化伴随着风险与质疑一路走来，其中有多个关键节点。可以说缺少其中任何一步，TD都有可能中途夭折。另外，关于中国自己的3G标准能否做大，会不会贻误中国3G产业发展时机的争论也从未停止。
事实上，TD并不是一开始就被各方认同，由最初大唐的孤军战斗，到引入更多的产业链合作方，再到2006年规模试验后TD真正上升为国家意志，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TD十年发展最重要的一座里程碑则是2009年3G正式发牌。TD作为中国自主3G标准交由全球用户最多的运营商中移动运营。这意味着过去产业化过程宣告结束，进入了市场推动的阶段。
从新世纪之初开始，伴随TD走过十年之路的是无数大大小小的企业。十年中有人困惑摇摆，有人在黎明前的黑暗倒下，也有人在看到3G的诱惑后新近加入，当然也有像大唐这样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作为TD技术的研发主体，大唐电信集团在过去十年来背负了与TD相关的荣与辱。TD多年的高额投入让大唐要不断的靠银行贷款来发展产业，其资产负债率一度高达91%。如今，虽然产业化的风险已经消除，但TD的市场化风险依然存在。不过由于中移动的加入，大唐的压力减轻许多。
大唐角色
《21世纪》：有人说为了发展TD拖慢了中国3G启动的步伐，您怎么看TD在整个3G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陈：3G发展初期，很多样机都被淘汰，不能真正去商用，包括TD在内的3种3G标准都需要经历一个逐步成熟和稳定的过程。实际上，全球3G市场到2006年才开始真正发展，在2005年之前的用户都不多；与1G、2G比较，我国3G商用与其他国家的时间差并不是很大。
在国际3G商用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制造业、运营商都在发现和解决着3G发展过程中问题。比如说，我们认识到移动互联网才是3G真正的驱动力，而不是视频通信。比如说，TD经过了从2006年、2007年到北京奥运会最严格的试验，运营、制造、应用等产业链逐渐成熟。从全球来讲，我国政府发牌照的决策是谨慎的，从技术要求上讲也是最严格的，我们只是希望中国的3G发展能少走弯路，同时TD也快速成长起来。
我们只能说，在WTO的规则下，公平竞争是没错的，但刚开始的“试验田”给谁是不一样的。
《21世纪》：过去十多年，大唐电信集团与TD这块“试验田”的命运一直捆绑在一起。为什么是大唐电信集团承担起了参与竞争国际标准这项使命？
陈：大唐电信集团作为一家科技创新型中央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最大的和实力最强的电信研究院，本身就有很多自主创新的基因，并背负着强烈的民族的历史使命感。第二，在七十年代我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地位的同时，我们成为了国内第一个ITU(国际电信联盟，政府间组织)成员。我们的老专家们在这个组织摸爬滚打几十年，让我们慢慢懂得了国际标准的“游戏规则”。
同时，当我们独辟蹊径提出了TD-SCDMA标准后，也得到了政府和国内很多老专家的大力支持，经过很多努力，才使它变为了3G国际标准。
《21世纪》：您怎么界定大唐电信集团在通信市场中的角色？
陈：这和我们做中央企业的定位是有关系的。首先，我们是信息通信领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科技企业。我们推进TD成为国际标准。目前我们系统设备占国内TD市场份额的30%，在芯片和解决方案占了50%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我们会推动TD的国际化。
第二，中央高科技企业重要的是自主创新。中央企业背景、类型存在较大差异，大唐电信集团是处于高科技领域的全球市场竞争环境下的中央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技术，带动本土行业的进步、提升我国移动通信业的国际竞争力，是我们企业存在的、发展的应有之义。
我们认为，大唐提出的TD-SCDMA国际标准并推动其实现产业化、市场化，是中央企业以自主创新能力带动行业进步的成功案例，是央企履行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
产业化与国家意志
《21世纪》：2000年TD标准正式确定后，产业化成为TD最大的难题。TD产业联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陈：从历史的角度看，第一代移动通信时期，我们全部的技术、设备等都依赖进口。到了第二代移动通信时代，实际上我们国内能做的是一些基站等运营商系统设备的制造和手机的贴牌生产，仍然没有核心技术。第三代移动通信时代，为打造基于自主创新技术的完整产业链这一历史使命提供了重要契机。
在2002年，政府和大唐电信集团意识到，光靠一家企业实际上很难完成TD产业链的建设。所以，在政府的主导下，由大唐发起首批8家成员共同成立了TD产业联盟。
实践证明，这几年的发展是成功的，从手机芯片、测试仪器仪表、系统设备，到终端、网优、天线，从仅有国内企业，到国际巨头的加入，逐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TD产业链。
《21世纪》：产业联盟为何需要政府出面？当时企业的态度是什么？
陈：首先，电信是一个政府管制的市场，没有政府的出面推动，企业很难看到信心。当时企业最大的担心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市场？”因为当时并没有明确主体运营商是谁。
第二，中国从来没有自主创新的技术成为国际标准，更没有产业化的经验可谈。所以，企业也好、政府也好，在这个过程中都在学习，共同成长。
在政府的指导下，TD产业联盟是真正按照企业的方式在运作，因为大家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TD产业化。最初的8家成员，是政府和大唐电信集团在做了大量的努力和深入的沟通后取得的成果，其中我们也作出了较大的牺牲。在之后的过程中，其实也有部分摇摆或退出的企业，当然也有和大唐电信集团一样坚定不移的以及积极加入的企业。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TD联盟——到目前为止已有78家，说明大家在产业化、市场化的过程中看到了信心。
《21世纪》：TD的产业化可以说充满了风险，联盟中有些公司倒在了“黎明的前夜”，比如2008年从事TD终端芯片研发的凯明遭遇资金链断裂。大唐电信集团有没有特别艰难的时刻？你们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
陈： 困难是有的，对于大唐电信集团来说，一部分是企业行为，一部分是国家的战略，虽然国开行等给予了我们很大的贷款支持，但我们本身的确承担了很大的风险和资金压力。
最艰难的时期是在2005和2006年，在2006年，我们的资产负债率最高达到了91%。最近几年，通过我们在产业化、市场化方面的努力和企业改革方面的成果，特别是选择了“轻型化”的发展模式，我们目前的资产负债率为35%左右，这个转变十分不容易。
《21世纪》：TD作为一项“半公共”产品，您认为政府意志在不同阶段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从TD技术的溢出效应上看，TD确实可以说是一项“半公共”产品。从当前的历史阶段来看，已经进入一个市场拉动TD成功的关键时期。
过去在标准阶段，可能更多需要的是大唐电信集团一家企业的努力和政府支持；到了产业化的阶段，在很多企业特别是运营商支持做试验网时，政府的指导和支持的作用更大；目前，已经进入到市场推动阶段，在初期可能还需要政府的指导力量，而当TD到5000万、1个亿的用户时，在不同的节点上会进入一个纯市场的时期，自身就会进入良性循环。相信在2011年，TD的市场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TD产业链已经成熟
《21世纪》：2009年3G发牌，意味着TD发展的重点由产业化阶段进入市场化阶段。现在看来，您觉得TD有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和验证，它的产业链成熟了吗？
陈：TD本身的产业链已经百分之百成熟。从设备到芯片，再到终端，TD的产业链与另外两个3G标准并没有太多的区别。
但是，成熟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今天我们还需要两个提升：一个是提升TD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走向国际市场，实现“国际标准”应用的“国际化”。
第二，TD的终端、业务和应用要更丰富，满足各个层次的需要，比如手机的价格、款式、功能，个人消费者和行业消费者的增值业务需求，都要进一步满足。
《21世纪》：进入到市场化阶段后，提到TD人们的目光都到中国移动上去了。对于大唐电信集团来说，现阶段的作用是什么？
陈：无论是作为有着牢固业务关系的合作伙伴，还是作为国资委管理的兄弟企业，大唐电信集团将继续支持中国移动做4期、5期的网络覆盖以及大量的网络优化工作，提供包括天线、基站、测试设备等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第二是在芯片方面，我们要做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包括低端和高端芯片，继续降低芯片成本，提高开发速度，从而推动和支撑这个行业快速发展。
另外，继续推动TD在物联网、三网融合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将在天津、上海、北京开展多项物联网示范和推广工程，让TD的应用更广泛。
同时，我们也会在应用层面做更多的布局，在增值服务方面与新华社推出新华频媒等跨行业业务。以及成立基金投资TD及半导体行业等，让这个产业更加丰富起来。
《21世纪》：典型意义的3G用户目前还是联通的WCDMA最多，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陈：这是TD用户结构优化的问题。3G绝对是以移动互联网为发展方向的，所以我们应该主导让TD-SCDMA成为移动互联网承载的主体，这才是适合未来的发展方向，也符合历史潮流。
大唐电信集团现在支持中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低端的TD手机(采用大唐联芯的芯片)只有1000元；同时根据不同地域的消费情况我们还推出了不到500元的手机终端产品。
《21世纪》：就目前看来，影响TD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在终端还是在网络？产业链如何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陈：我认为，今天手机的瓶颈，不单是终端的问题，而是整体配套的问题。运营商和手机厂商现在都在补贴，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深入考虑如何更快的结合定制和渠道一同来推动。
TD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我认为是网络覆盖的问题，用户体验的问题。如果没有连续覆盖，2G、3G总是在切换，就没有良好的用户体验，虽然目前我们2G、3G的切换已经提高到98%以上。只有连续性覆盖，用户才可能有爆发性增长。
今天产品、产业是成熟的，但是产业链还未进入良性循环，这还需要时间，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相信当TD达到1亿用户的时候，没有任何人还会讨论说TD的产品如何如何。
当然，我们还要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对运营商商业模式的改变。
4G不需要十年
《21世纪》：3G时代，我们发展TD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如今4G国际标准即将确定，您对于TD-LTE-Advanced技术标准的产业化时间有怎样的预期？
陈：大唐主导的TD-LTE-Advanced已经是4G国际技术标准，最终结果可能会在2012年1月正式公布。大唐电信集团首先会借鉴3G方面的一些经验，为4G产业化做很多准备，并配合中移动做试验网。这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去验证，和TD-SCDMA走过的路是类似的。
TD用了10年的时间去完成产业化。今天，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界的努力，已经打下了很多基础，所以4G产业化的时间不会像3G那么长，也相信在政府和产业界的共同努力下，会加快这一进程。
《21世纪》：相比于之前的探索，未来在发展4G的过程中我们会有哪些创新和变化？
陈：4G的发展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在发挥中国低成本制造优势的同时与中国创造进行有效结合。在4G时代，我们会通过和高校、企业在不同层面的合作，推进大唐电信集团独具特色的“产学研用”研发体系的建设，从而保持领先的创新优势，不断推动产业的发展。
同时，在4G时代我们也会推进商业模式的转变，不会像3G时代等国家明确主体运营商我们再卖产品。在TD-LTE阶段，我们会同步展开国内、国际市场的开拓，行业应用和运营商市场的开拓。
另外，大唐电信集团还会继续产业与资本市场对接，把创新驱动与资源驱动结合。曾经，大唐电信集团是靠银行贷款来发展企业；到4G时代，我们一定会有以发挥大唐独特的知识产权优势的商业模式的变化，我们将发挥产业基金和资本的力量。
《21世纪》：未来大唐电信集团既要配合移动做好3G的商用，又要主导4G标准的产业化，二者关系如何协调？
陈：在 “十二五”初期，我们将同时为TD商用化和4G产业化做准备，在TD商用化进程中同时走国际化道路。
过去我们讲“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产业市场化”，现在要推进“市场国际化”，这对国家的最大战略意义是，大唐电信集团不仅仅掌握了核心技术、打造了一个基于本土企业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我们出口的是具有中国自主核心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对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有积极的意义。
在2G时代大唐电信集团在产业链某些环节能做一些贡献，在3G时代以大唐电信集团为龙头，打造形成了完整的本土产业链；在4G时代我们将继续主导标准，布局更高端环节，进一步增强我国在移动通信业的国际掌控权。
(徐志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