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涉黄的主要根源不在运营商而在网站，将手机涉黄的责任都推给新技术应用也是不恰当的，必须把住信息内容这个源头，形成打击的长效机制
■本报记者 林琳
工信部正式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深入整治手机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通知称整治手机淫秽色情专项行动将分三个阶段贯穿2010年全年，这是工信部迄今为止发布的最详细的“手机扫黄”方案细则。目前，在打击手机色情信息专项行动中，多数舆论将矛头指向运营商，运营商是手机涉黄的祸首吗？手机扫黄如何与3G产业发展并重？形成长效机制的关键在哪？为更好了解以上问题，记者邀请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理事长杨培芳先生进行解读。
记者：您认为运营商是手机涉黄的祸首吗？技术扫黄能否一劳永逸？
杨培芳：我非常拥护我国加大互联网治理力度的各项举措，因为我国已有3亿多网民，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起码还有6亿人具备上网能力。拥有如此庞大的市场空间，单从经济讲肯定是好事，可是又引发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信息管理部门、运营企业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高度重视起来。
手机涉黄的主要根源不在运营商而在网站。有些不法网站为了提高访问量从中牟取暴利而制作淫秽色情信息才是源头，运营商虽然在手机涉黄问题上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不是罪魁祸首。如果把利用网络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手机涉黄、盗窃犯罪都归罪于运营商也有失公允，因为违法犯罪的是有某种犯罪动机的人，而不是机器！色情信息是个社会性问题，所以造成“涉黄”的不是机器，而是人在作怪。现在要防止社会舆论被误导，好像都是手机和互联网惹的祸。
网络技术的普及与发展，除了促进整个社会信息化的正面作用之外，同时也使负面影响得以放大与延伸，运营商作为信息传播的管道，客观上为色情信息提供了传送渠道，但运营商在“涉黄”问题上没有直接动机，而“涉黄”的动机在不法内容网站，至于运营商内部是否有人内外勾结、参与网站地下分赃，那是另一类违法犯罪的问题。因此，必须把住信息内容这个源头。
技术扫黄难以达到一劳永逸的效果。运营商作为信息管道有责任做好技术处理，使色情信息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被遏制住。但是单靠技术手段很可能进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循环。在世界范围内，计算机木马、病毒、流氓软件屡禁不止就是证明。
记者：整治手机淫秽色情活动中，有人指出“手机传播色情信息3G是重灾区”，您认为在手机扫黄过程中如何保护3G产业的正常发展？从开展打击手机色情信息专项活动以来，运营商为何成为这场“扫黄”运动的众矢之的？
杨培芳：此次手机扫黄活动对3G产业的发展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还是要特别指出，3G技术使视频在生产、生活中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同时也拓展了色情信息传播的渠道。3G手机涉黄并不能归罪3G技术，主要还是某些不法网站受利益驱动，通过3G手机散播不良信息。任何一项新技术的应用，都可能出现两面性，关键是人们怎样使用这些技术。如果使用恰当将会几何级数地放大它的正面效应，如果使用不当则将同样放大它的负面效应。
今年是3G发展的元年，三家运营商才开始3G网络的建设，目前的覆盖还很不够，生产、生活领域的更广泛应用还有待进一步创新和深度开发，为了更好的发展3G，需要产业链以及社会各领域共同努力。现阶段手机扫黄不应该妖魔化3G，网络黄毒的存在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即使没有3G手机也能通过其他渠道进行传播，因此将手机涉黄的责任都推给新技术应用是不恰当的，应该理性看待“黄毒”产生的机理和机制，要抓到点子上。
运营商之所以成为舆论的焦点关键还是运营商长期以来与民众、媒体之间缺乏沟通。尤其缺少互惠共赢的新经济的经营理念和运作模式，钱是赚到了一点儿，名声却搞砸了许多。在手机涉黄事件中运营商不断被误读成“罪魁祸首”，全社会都来打移动运营商的“屁股”。尽管国家大法规定，公民有通信的自由；通信企业没有监听、偷看通信内容和切断公民通信的权力，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运营商亟须转变观念，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率先树立起绿色网络、互惠共赢的社会主义新市场经济观念。
记者：扫黄活动如何形成长效机制以免过后“春风吹又生”？提升手机扫黄活动的实际效果，关键要把握好哪几个环节？
杨培芳：目前全国范围内展开打击手机色情信息专项行动是及时且必要的，这次打击力度之大、打击面之广能在大范围内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也有利于引发全社会对打击色情信息问题的深层思考。之前我国也有过多次规模较大的打击色情信息的专项行动，但在行动过后大都不了了之，被关闭的网站在运动过后也出现“春风吹又生”的情况。因此不仅打击网络色情需要长效机制，而且整治全社会黄毒更亟须长效机制，真正铲除“滋生黄毒的温床”是核心问题。
我觉得形成长效机制的关键要做好两方面工作：第一是加快立法，利用正式约束进行有效监管；第二是建立社会公共监督与自律机制，以非正式约束方式提高全民防范意识。要进一步分清各方责任，不能动不动就齐抓共管，必须实施分层管理：哪些是立法部门的责任；哪些是执法部门的责任；哪些是政策和媒体监管层面的责任；哪些是技术层面的责任，最后还有深层文化和教育疏导层面的责任。各相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在分清立法责任、执法责任、网络监管责任、媒体监管责任、技术手段责任的基础上健全职能，形成各司其职的长效机制。
此外，根据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国家互联网治理的经验，除了靠立法建立正式约束机制之外，重视互联网伦理建设更为重要，它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能否跟上时代发展的真正基石，核心工作是建立社会透明监督下的自律指标体系。比如有的国家通过互联网实名制和第三方公共机构，对互联网主体行为定期进行社会评估，实时公布，使之成为一种刚性的道德自律机制。在我国当今缺少公共理性的市场时代，要么运动来了强堵一阵，要么就让大家独善其身，其实都很难凑效，“公共监督下的刚性自律”可能是最好也是最终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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