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式创新:蛮力改写科技产业路线

TD-SCDMA网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短命的一张3G(第三代移动通信)网络。

  记者从多位知情人士处获悉,随着4G时代的到来,中国移动将不再追加TD-SCDMA的新建投资。TD-SCDMA网络未来的目标是维护以保持网络稳定,逐步将过去发展的TD-SCDMA用户过渡到4G(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上。这意味着从现在开始,TD-SCDMA网络将走向自然衰亡。上距2009年1月3G牌照发放,TD-SCDMA网络从2万个基站开始踏上商用之路,不过短短五年。

  实际上,早在中国移动一年前上马4G时明确将4G的语音服务回落到2G(第二代移动通信)网而不是3G网时,TD-SCDMA就已被放弃了。

  或者说,在更早以前的 2009年,当中国移动受命组建TD-SCDMA网时,便明确这张网只是一张过渡网络,要求制造商在组网时必须兼容TD-LTE(第四代移动通信的两大标准之一,另一标准为LTE FDD),TD-SCDMA的命运就早已注定。

  这是一张举全国之力打造的3G网。尽管运营商被迫为之,多年来花在TD-SCDMA网络上的投资仍然不菲。根据野村证券的统计,截至2014年底,TD-SCDMA网络建设累计投资超过1880亿元。加上中国移动投入的终端补贴、营销资源,保守估计投入远远超过2000亿元。

  “现在,TD-SCDMA网络的利用率约30%。随着TD-SCDMA用户转向4G,这笔巨大的投资永远收不回来了。”野村证券副总裁黄乐平对财新记者说。

  TD-SCDMA曾经赖以立足的“自主知识产权”,如今很清楚是一个被夸大的神话。中国一家知名设备厂商负责专利研究的中层告诉财新记者,有没有TD-SCDMA都不影响中国企业的专利实力。一是在其他两大国际3G标准里面,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研发已经拥有核心专利,如华为在WCDMA领域拥有的专利超过6%,在LTE里拥有的专利达到15%,中兴在LTE里的专利也有13%;二是在一个国外无人使用的技术里,拥有再多的专利又有什么用?何况,中国企业在TD-SCDMA里拥有的核心专利,业界主流的看法是只有百分之十几,并不比中国企业在WCDMA及LTE里拥有的专利多。

  “你不能因为在通用跑道上起步比别人晚,就以为不能追赶,转而自己去挖一条跑道。现在看得很清楚了,挖的跑道最终还是拐到通用跑道上去了。”拥有30多年电信从业经验并曾在中国知名电信制造商担任高层的一位加拿大电信专家说,“中国的TD-SCDMA实际上是把中国的电信企业引上了一条背离主流技术的路,等于是花中国移动的钱,在错误的技术方向上,培养了一批无法跟上国际主流技术的企业。”

  中国标准横空出世

  一位早期曾经积极为TD-SCDMA奔走的电信老专家,几年前就开始后悔。他说:“我没想到TD-SCDMA最后会演变成一场运动,会要求运营商只能上TD-SCDMA。我们的初衷不是这样。”

  他仍然认同当年支持TD-SCDMA成为国际3G标准。“在当时,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他认为,2G时代,中国只是看懂和学会使用别人制定的标准,后来中国整个电信产业界都希望能真正参与3G标准制定,搞懂游戏规则,同时为中国企业赢来一点话语权。

  这位专家回忆:“世界无线电大会给3G分配的频率有FDD和TDD两种。GSM/WCDMA都是FDD频率,国外厂商在FDD上耕耘了几十年,中国厂商包括华为、中兴都是刚刚起步,根本没法竞争。而国外厂商关注TDD比较少,我们认为,中国在TDD领域提自己的标准,成功的希望要大一些。等成功之后,再慢慢深入到更多领域,一点点积累自己的实力。”

  一开始,中国人曾经尝试在WCDMA中增加话语权。其时,欧洲电信标准化协会(ETSI)宣布采用与国际合作的方式制定3G标准,特别是欢迎中国、日本、韩国加入。中国于是成立了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由李金清、李默芳、曹淑敏、沈少艾等电信专家组成,参与欧洲3G标准的评估。他们参加了欧洲标准组织在西班牙举行的3G标准讨论大会,当时倾向于支持WCDMA。他们也希望将自己的技术融入欧洲的WCDMA技术标准里,还曾专门邀请欧洲标准组织来到中国,组织北京邮电大学、东南大学的电信专家们与他们讨论。

  “我们想着通过指出别人的WCDMA存在缺陷,趁机把自己的专利加进去,结果中国的几个专家一说话就被人家驳了回来。他们提的问题别人早就考虑到了,每个参数都有理有据,连怎么来的都说得清清楚楚。” 一位参与标准制定工作的专家感叹,“我们根本没有机会。”

  转向TD-SCDMA的过程来得突然。1998年6月29日,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的提交3G标准提案截止日的前一天,中国以“CATT”(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名义提交了TD-SCDMA标准提案。而中国是在1998年初,才由时任国家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的周寰在一个内部会中提出,要提出中国自己的标准。之后周寰找到当时邮电科学技术研究院相关技术带头人李世鹤,请他主持,给定三个月拿出提案。

  如果追根溯源,仓促上马的TD-SCDMA 源自西门子的TD-CDMA技术。当时,西门子的这一方案因技术上过于繁复,在欧洲标准组织关于3G标准的竞争中已经败给了爱立信、诺基亚等支持的WCDMA标准。用一位电信业内权威人士的说法,在西门子研究部参与3G研发的李万林的推荐下,西门子决定用这一技术与中国人合作,由中国人来提出新的3G标准。“TD-SCDMA里面真正中国人研发的专利主要就是智能天线。”上述电信权威人士说,按照李万林当年的说法,邮科院的智能天线及相关技术正好解决了一些西门子方案无法解决的问题。

  不过,智能天线在新标准里的作用在当时就有争议。长期担任中国移动总工程师的李默芳曾在欧洲标准组织介绍TD-SCDMA的智能天线有优势,遭到一位外国专家的反驳:“天线技术可支撑任何无线传输技术,如果一个系统过分依赖天线,说明这个技术或许有缺陷。”李默芳当时无言以对,只能强硬表示中国的运营商要使用这个技术,希望纳入国际标准。据与会人士透露,在整场讨论中,焦点都集中在FDD的3G标准讨论上,围绕WCDMA、CDMA2000的标准融合成为争论最热烈的议题,而对TD-SCDMA的讨论比较冷清。在频谱的划分上,TD一直就处于辅助地位。

  邮电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不久改制成为大唐集团。“大唐集团在各个场合都强调TD-SCDMA是中国主导的标准。但国际标准实际上是"有你、有我、也有他",即便提交了提案,还需要各个成员共同讨论形成真正的标准。大唐既然说是中国自己的标准,那你就自己做去吧。”上述参与标准制定的专家直言,“很长一段时间,TD-SCDMA提案几乎无人理睬,没人将这个提案转化为标准。”

  直到1999年国庆前夕,大唐集团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李军找到时任中国移动技术部总负责人的李默芳,让李默芳连夜奔赴德国参加运营商融合工作小组(OHG)大会,请OHG发函给国际标准组织,才真正启动TD-SCDMA由提案向标准转变的工作。

  2000年5月,在国家信息产业部、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600050,股吧)等运营商的强硬表态支持下,ITU(国际电信联盟)正式宣布将中国提交的TD-SCDMA,与欧洲主导的WCDMA、美国主导的CDMA2000并列为三大3G国际标准。对TD-SCDMA的出炉,国外厂商反应冷淡,甚至有设备商称“我们有能力做TD-SCDMA,但我们不会做”。

  大唐很快将TD-SCDMA冠以“自主知识产权”之名,中国标准由此名扬四方。

  大唐的煎熬与转机

  TD-SCDMA确定了3G国际标准的地位之后,大唐集团并不满足其仅仅作为一个纸面的学术标准存在,而是全力以赴推动其成为一个实际的产业标准。

  大唐将未来都押在TD-SCDMA上。2001年9月,时任大唐集团董事长周寰决定,集中大唐集团内部从事移动通信技术开发与产品制造的各类主要资源,组建大唐移动,全力以赴开发TD-SCDMA技术及其产品。这意味着大唐集团改变了WCDMA/CDMA2000/TD-SCDMA三大标准同时研发的策略,一心一意扑向并不成熟的TD-SCDMA。一旦TD-SCDMA失败,大唐集团将无法像它的竞争对手那样在其他3G技术上腾挪。

  2002年2月,大唐移动成立,从一开始就面临资金匮乏。在原大唐移动总裁唐如安看来,2002年-2004年间,大唐移动实际的资金用量不算大,“每年大概人民币1亿多到3亿多”。但大唐移动自身盘子很小,注册资本为1.5亿元,现金只有8000多万元,依靠自有财力无法支撑TD-SCDMA的研发。

  为了融资,大唐移动几乎接触了在中国的所有一流投行,最后只与上海贝尔达成协议。2004年11月,上海贝尔向大唐移动注资1.5亿元获得3%的股份,另外投资1亿元用于TD-SCDMA的研发。同时,上海贝尔向大唐移动开放—条生产线,用于TD-SCDMA基站的生产。这笔资金缓解了大唐移动的燃眉之急,但相较于其他设备商在WCDMA、CDMA2000上动辄几十亿元的研发经费,实在是少得可怜。

  截至2007年底,大唐移动在TD-SCDMA上累计投入约20多亿元,其中约60%是银行贷款,约40%来自国家项目资金、技术有偿转让、专利许可授权等。

  一边是大唐移动孤注一掷投资TD-SCDMA,一边却是迟迟不见启动的TD-SCDMA市场。

  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的吴基传始终坚持市场为主、技术中立的态度。他曾在2000年12月的一次发布会上表示,TD-SCDMA虽然被列为国际3G通信标准,但不意味着它一定就是中国的3G通信标准。3G什么时候上,以哪种方式上,最终还是要看需求,看市场,看应用。他还回顾了早期中国移动通信发展的经验与教训:第一代移动通信,也就是大哥大时代,中国采用欧洲的技术、美国的频段,非驴非马,结果没有规模经济性,设备昂贵,还不能漫游;到了2G时代,中国采用了“原汁原味”的GSM技术,才创造了当时移动通信大发展的好局面。他的接任者王旭东对于发展TD-SCDMA也心存犹豫,觉得技术和时机并不成熟。

  当时运营商也不太买TD-SCDMA的账。“没有运营商想要TD-SCDMA,因为大家都知道TD-SCDMA不成熟,若混合组网还好,独立组网谁做谁亏。”一位运营商资深人士描述,“TD-SCDMA就像个不讨喜的皮球,被运营商踢来踢去。”

  大唐集团心急如焚。原大唐电信集团总工程师李世鹤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过当时的窘境:为了TD-SCDMA,没钱的时候把大院里的楼、地都抵押出去了。“如果那时垮下来,整个研究院、房子、地都没有了。”

  大唐集团必须推动TD-SCDMA尽快商用。在它的游说之下,信产部划分了155M频率给TD-SCDMA,并与发改委科技部一起支持TD-SCDMA产业联盟成立,2004年还耗资7.08亿元启动TD-SCDMA研发和产业化项目。

  在前述电信业权威人士看来,在这个阶段,中国相关政府部门对于TD-SCDMA虽然给予了必要的支持,但还保持克制,并没有将整个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都押进去。

  不过,这样的支持不足以使已经在商业化进程中落后的TD-SCDMA被运营商接纳。最终将发展TD-SCDMA推进为国家意志的,是2005年的一封信。据知情人士透露,周寰找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重量级科学家,请他们联名上书政府相关部门,支持中国“自主创新”的TD-SCDMA。

  信的后续影响极大。在当时举国提倡自主创新的氛围里,国内三大科研机构的领导联名上书,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高层批示:此事重大,关系到我国移动通信的发展方向。这被解读为中国要“举全国之力”做好TD-SCDMA。唐如安曾在回忆文章中直言不讳,称只有上升为国家意志,TD才获得了真正的出路。

  2006年1月,新世纪的首次全国科技大会召开,TD-SCDMA与神州五号载人飞船、水稻超高产育种等一起,被列为“十五”期间自主创新取得的最具代表性的重大科技成就。

  之后不到两个星期,TD-SCDMA被明确定为中国3G通信标准。再接下来开展规模试验、划拨研发基金、进行友好用户体验等,TD-SCDMA的商用化进程明显加快。

  “整个氛围都变了,一般会上很少听到不同意见,都是讲TD-SCDMA可以独立组网,都是讲TD-SCDMA的好。一次部里召开会议讨论TD-SCDMA,李默芳提了不同意见,认为TD-SCDMA本身就不是最先进的,不可能成为3G的主导,后来就看不到她来参会了。”一位电信业内专家回忆称。

  李默芳从TD的早期支持者转而反对独立组网是有原因的。据中国移动内部人士透露,2005年大唐做验证TD-SCDMA的独立组网实验,专家组考察时,一开始网络没接通,后来大唐重新鼓捣了很久才接通网络,但中国移动后来了解到,那只是临时性接通了,“做个样子”。

  2006年3月,中国移动宣布李默芳因年龄到点退休。业内不少人认为她是因为反对TD-SCDMA独立组网而“被退休”。几乎与此同时,TD-SCDMA在厦门、保定、青岛三市开始规模试验,真正由实验室走向市场应用。

  前述电信业内权威人士透露,当年三院士的信由周寰起草,但后来其中一位听电信业内人士详细讲解后感觉不妥,曾希望有懂行的人再写信递上去,并且从此表态转为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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