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称：“正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努力，以找到快速恢复中国大型通讯公司中兴业务的办法。”

　　他说：“（中兴事件造成）中国很多工作岗位的丢失。已下令商务部着手解决！”

　　这位“推特治国”的美国总统在公开的声明中表达对中国就业机会的关切，恐怕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也意味着4月16日美国商务部激活禁令后，中兴终于迎来了一丝曙光。

　　这同时意味着这场已持续近一个月的中兴危局，是在中美两国元首的推动之下，才得以出现转寰空间的。

　　一剑封喉

　　2018年4月16日（以下时间均为北京时间），美国商务部正式宣布未来7年将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禁售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售美国技术的制裁条款。

　　这项制裁对中兴来说无异于一剑封喉。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之一、中国最大的电信设施运营商，中兴1/3的零部件要靠高通和英特尔等美国企业供应。如果美国禁售，中兴几乎不可能在欧洲等地区找到完整的、有竞争力的替代方案。

　　这次制裁是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受到的最严厉制裁之一。

　　自美国商务部激活禁令已有接近1个月，中兴的生产和经营都已受到巨大影响。

中兴通讯在美国手机市场前景向好

　　4月17日，中兴通讯在深圳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停牌；其在美国的几大供应商股价也遭重创，其中光纤网络设备生产商Acacia Communications狂跌36%，触及近两年低点。

　　5月6日，中兴向BIS（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交暂停执行拒绝令的申请及相关补充材料。

　　5月9日，中兴通讯发布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截至发稿，中兴智能手机在国内的主要销售渠道都已暂停销售。京东中兴官方旗舰店取消了“购买”按钮，中兴官网、天猫中兴旗舰店均显示“网站（网店）改版中”。

　　这次中美两国元首直接交涉推动中兴危局的解决，更可以说明中兴受到制裁并不是孤立的商业个案，在中美贸易争端加剧的大背景下，它已经被卷进国家利益博弈的庞大车轮之下。

　　按照市场规律，如果企业违反本国法律或协议，应该直接罚款。但这次美国作为中兴最大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供应地，直接禁售原材料和中间品，无异于将中兴逼上绝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余淼杰认为，如果不是“中国最大的电信设施运营商”这个背景，换作Facebook等本土企业，美国的处罚肯定不会这么重。在中美贸易冲突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兴的禁令，体现了它对中国高科技和高端制造领域体现控制力和制约能力的意图。

　　但中兴的命运如何还是要看看两国之间后续的谈判斡旋结果，以及国产自主可控替代化的发展进程。

　　作为教科书的中兴危局

　　在危机转寰空间出现的时候，也许可以再盘点一下中兴事件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了。

　　对中兴这样一家拥有超过8万名员工、生意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上千亿的跨国企业来说，一纸禁令就可以让其生产和运营顿时陷入绝境。这说明在全球高科技产业分工的链条中，中国整体让仍处于中低端环节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半导体、大规模集成电路、基带和通讯芯片等核心领域的技术和专利匮乏局面，限制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和跃迁。自主研发对企业来说，不仅能强化技术储备，也能保证供应链的安全，更能避免在贸易冲突上升为国家乃至全球博弈的局面下，拥有更大的博弈空间和生长能力。

　　其次，如何成为一家在全球范围内遵守游戏规则的企业，也是这次事件的重要一课。在这点上，中兴算得上是“在违法违规的边缘不断试探”的典型反例。

　　这项制裁缘起于一桩涉敏旧案。2012年，美国就对中兴违反禁令向伊朗输送设备展开调查；2016年，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禁售，之后双方进入长达一年的谈判期。在谈判期内，中兴被发现避开美国制裁，再度向伊朗输送禁运品。

　　2017年3月，中兴承认违反美国对伊朗和朝鲜制裁，将支付12亿美元罚金——这是美国针对中国公司违反美国制裁条款开出的最大的一笔罚单。中兴还承诺处罚该事件涉及的39名员工。但之后美国商务部发现，中兴在2016年与美国的谈判中做了虚假陈述，有35名员工并未按照协议得到惩处。

　　美国商务部长在声明中表示，“这种恶劣行径不容忽视。”对执法机构做伪证被戳穿是重罪，这也成为美国商务部认定中兴未履行协议的主要原因。

　　正是这些对游戏规则的有意或无意忽视，在中美贸易冲突持续升级的敏感时期，把自己送上了刀口，也成了美国政府在贸易战和科技战中的棋子。

　　中国公司国际化历程较短，和欧美公司相比，合规管理体系的建设是短板。连中兴这样的行业巨头都如此缺失合规意识，遑论中小企业。不仅整个通讯行业，所有跨国经营的中国公司都需要从中兴身上吸取教训：要参与国际竞争和分工，就要遵守法律；不仅要遵守中国的法律，也要遵守其他国家的法律。

　　此外，短期来看，国际社会中贸易争端加剧，中国公司应当学会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寻找博弈空间。更长远的问题在于，中国在借助加工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得了初期红利，但我们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偏下游也是事实。能否分到更多红利、掌握更多话语权，就要看能不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上游深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