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正非居然出来接受采访了，据说是任正非突然“头脑发热”的决定。他公开回应了很多外界对华为关注的焦点问题，比如为什么采用轮值董事长制，他说，主要是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避免优秀干部和优秀人才流失。被问到华为是否会把总部外迁出深圳，他回应道：“华为‘外迁’是不存在的事情，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都是部分媒体炒作的。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这里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

　　我们在这里补充以下本文作者陈姝对当天媒体采访任正非的细节描述——

　　采访任正非的这天，深圳已是入夏的节奏。任正非当日身着一件普通的白色衬衣，兴致极高，签约仪式结束，他的脑门上已渗出细小的汗珠。

　　面对媒体，任正非一落座便侃侃而谈。采访期间，他还拿起华为新一届董事会的合影，向记者逐个介绍照片上的成员。大合照上，他身着玫红色T恤，笑容满面；而另一张他与华为三位轮值董事长的合照，他又在T恤外面披上一件浅蓝的西装，站在照片的最左侧。

　　在记者心中，任正非是全中国最难采访到的企业家之一，其中一个原因是他太低调了。“我不低调啊”。采访时他却笑着说，“其实我每天都在内部讲话，讲话几乎天天发总裁办邮件”。他说，文学作品总想编造一个完美的人，比如科学家拉着小提琴，但其实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科学家就是在某方面比较突出，某方面可能还比较憨。“公众形象由公众人物去应对，以后董事长应常见你们”，他说。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作者：陈姝，原标题为《对话任正非：深圳总部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

　　4月4日下午，深圳市政府和华为在华为位于坂田的总部签署合作协议，华为将扎根深圳发展，建设国际化总部。会后，任正非接受了记者专访，畅谈改革开放，企业发展和内部管理，以及新技术的道路。

　　一、深入改革开放，就能托起国家的梦想

　　记者：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应该怎么推进？

　　任正非：“法治化、市场化”，认真去落实这六个字，发展前景就会很好。第一，要通过开放，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进来。第二，华为对世界也是很负责的，如果我们出去总是想“搞名堂”，我们能在170多个国家生存下来吗？外国公司也是一样，它们总体是负责任的，而且内部管制比我们还严格。政府不仅欢迎华为发展，也应该欢迎世界所有公司都来发展，这样就能托起国家的理想和梦想。

　　未来我们的国家应该坚持更加开放，欢迎外国公司来投资。我和台积电张忠谋讲过，当年我们没有留学机会，不可能有他那么好的条件，像他一样创业，成为世界领袖，我们只能是从小舢板开始的，没有技术就去搞代理，没有资本就大家凑，逐步走过来的。但是今天我国已经具有这样好的条件，为什 么不更加开放呢？

　　记者：美国对于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对华为会有影响吗？

　　任正非：影响是必然存在的，作为企业要慢慢去克服。这几十年来我们不仅遵守各国法律、联合国决议，也尊重美国的域外管辖权。市场不买我们的产品，这是客户的选择，很正常。如果说我们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理由是什么？事实是什么？证据是什么？

　　美国是个法治国家，处理问题也最终会讲事实和证据的。我们没有错误，如果只是谣传或误解，不那么客观，我们也不会太在意。

　　二、轮值董事长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

　　记者：华为刚刚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把轮值CEO制度改为轮值董事长制度。新一届董事会延续集体领导模式，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任正非：三位轮值董事长在当值期间是公司最高领袖，处理日常工作拥有最高权力，但受常务董事会的集体辅佐与制约，并且所有文件需要经过董事会全委会表决通过；董事长是管规则的，主持持股员工代表会对治理相关规则及重大问题表决的权力，最高领袖群的权力受规则的约束；并受监事会对董事会行为的监督，监督最高领袖。

　　最高权力是放在集体领导、规则遵循、行为约束的笼子里，以此形成循环。三位轮值董事长循环轮值，主要是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避免优秀干部和优秀人才流失。

　　记者：董事会新成员出来后，外界说华为实际领导者还是您？

　　任正非：这十几年来，华为是集体管理决策机制，所有的决策都不是我做的。我只是有发言权，跟大家讲讲我的想法，其实他们有时候也不听，我的很多想法也没有被实施。所以，我就多讲几次，过几年可能他们就听了呢？

　　记者：新董事会对华为未来的发展，会带来什么变化？

　　任正非：新董事会只是迭代更替，引入了一些新鲜血液。大多都是继续被选进来了。我们公司的第一代奋斗集体本着开放进取的哲学，历经三十年，与十八万员工共同努力，把一盘“散沙”转变成了团粒结构的“黑土地”，把“航母”划到了起跑线；第二代奋斗集体要与全体员工一道，继续刨松“土地”，努力增加土地肥力，坚决为战略崛起而奋斗，再用二、三十年时间，建立起清晰方向、有序组织、顽强奋斗的集体，与西方优秀公司一同为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稳定服务。

　　三、研发要“先开一枪，再打一炮”

　　记者：华为从2009年就开始投入做5G，今年会推出面向规模商用的全套5G网络设备解决方案，2019年推出支持5G的麒麟芯片和智能手机。您怎么看5G未来的市场空间？

　　任正非：科学技术的超前研究不代表社会需求已经产生。如果社会需求没有发展到我们想象的程度，投入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我不认为现在5G有这么大的市场空间，5G可能被炒作过热，因为需求没有完全产生。如果说无人驾驶需要5G，现在能有几台汽车实现了无人驾驶？轮船、飞机如果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但是飞行员不上飞机，乘客敢上飞机吗？

　　社会如果需要更高的带宽，4G就能做到，日本和韩国不就做得很好吗？现在的设备没有发挥出很好的作用来，如果期望用技术来代替，不现实，系统工程不是有一个“喇叭口”就能解决的问题。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业务部门倒是希望5G更快商用，这样他们可以多卖一些产品。

　　记者：华为去年成立了云BU，很多公司在做云计算业务，华为怎么做出自己的特色？

　　任正非：在云计算方面，其实华为没有做业务内容，我们只是做一个基础平台。这个基础平台就像东北的黑土地，上面谁都可以来种庄稼，种“大豆”、种“高粱”，比如做平安城市、做汽车……华为云是千万家内容的集合，华为的合作伙伴有数千家，其实新闻报道的“云”很多都是他们做的，他们做成功了，把光荣让了一点给我们提供“土地”的。

　　但“土地”的改造很难，直到今年我们也不能说真正做好了这个平台。传输和交换不是平台，但它是平台的基础，华为联接全世界170多个国家、1万多亿美元网络存量的传输交换，把它转换成平台，让所有的“庄稼”成长，这是我们的理想。

　　记者：2017年华为研发费用是897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收入的14.9%。近十年，华为投入研发费用总计已超过3940亿元。未来十年，华为每年会以超过100亿美元的规模持续加大在技术创新上的投入。华为未来的创新会重点在哪些领域？

　　任正非：主要是投在主航道上的基础研究，人工智能部分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工智能的突破主要是算法、算力和数据，这些都是很难突破的，我们跟随世界的投入前进，同步世界的发展。

　　在人工智能领域，目前我们主要做基础研究，用于改进内部管理，如果要运用到产品上，还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和距离。对于前沿科学，研发实行先“开一枪”，“让子弹飞一会”；看到线索再“打一炮”，只需要小范围研究讨论就能决定；如果攻“城墙口”需要投入“范弗里特弹药量”，由高层集体决策。

　　记者：华为做不做区块链？

　　任正非：区块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算法算力是超尖端技术，是极难的。

　　四、不做多元化业务，永远聚焦主航道

　　记者：华为去年全球销售收入603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7%，净利润47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1%，可以说是非常亮眼。

　　任正非：其实我们做得不好。去年我们搞了一个活动叫“烧不死的鸟是凤凰”，当时处理了大量高级干部，很多人都是降两级。我也是被处分对象之一，轮值CEO都被处分了。为什么？就是要以此来警戒我们公司管理要走向更加科学化。

　　记者：华为一直强调聚焦主航道，但现在新经济这么活跃，有没有想过跨界？

　　任正非：华为做的是管道，只管流量的流动。终端是管道，它相当于“水龙头”，企业业务也是管道。我们的技术理论架构模式，将推行“每比特成本下降的摩尔定律”，做网络的不断简化。网络不断简化的结果，我们的销售收入将会不断减少，但受益的是整个社会。华为公司过去这么多年，其实就是在做这个事情，比如光网络按每比特计算成本，这些年其实降价了近万倍，这成就了互联网。我们不断递减，需要在基础科学上做出更大研究。

　　华为不会做多元化业务，会永远聚焦在主航道上，未来二、三十年，可能我已不活在世界上了，但相信后来的公司领导层仍会坚持聚焦。

　　记者：华为不久前发布关于《华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纲要2.0总纲（公开讨论稿）》（以下简称纲要2.0），对有关公司未来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了改进方向。您是否会担心，华为到了今天的体量，在管理上会存在大企业病？

　　任正非：我们现在大企业病应该是很严重的，纲要2.0的目的，其实就是批判我们自己，如何能精简组织，提高效率。有高层领导批判我们自己，说曾经对人的管理都是科学管理，现在怎么变成数学管理？这就是僵化教条了，机构太庞大、太沉重了……这样董事会成员带头炮轰华为，促进全公司警醒。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先炮轰，然后一点点小改革。我们只要看到了方向，就能慢慢改革，提高效率。

　　五、华为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

　　记者：华为这次跟深圳签署了“扎根深圳，展望未来”合作协议。这也是对此前外界关注的“华为外迁”最好的回应。

　　任正非：华为“外迁”是不存在的事情，我们从未想过要外迁，都是部分媒体炒作的。我们总部基地永远在深圳，这里是华为全球的领导核心。

　　记者：深圳今年将率先推出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20条政策措施，您觉得深圳的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改进空间？

        任正非：深圳的“营商环境”总体已经很好了。我们创业的时候常常工作到凌晨一两点，去大排档吃碗炒米粉，店主早上四五点又起床给我们做早餐，他们说你们挣大钱，我们“扒一点”。广东人很宽容，这就是很好的营商环境。深圳现在法治化进步很大，我们很满意。

　　记者：您一直强调华为的创新要做好基础研究，那您对深圳加强基础研究有什么建议？

　　任正非：现在社会思想泡沫化，大家都想去炒炒股、炒炒房，但是数学不是能“炒”出来的，需要数十年的努力。5G有两个关键技术：长码和短码。长码是1964年美国教授写的一个编码方式，短码是2008年土耳其一个教授写的编码方式。围绕这两个方程，数十年来几十个公司可是有上万人在追随研究，才变成了标准，做过才知道有多么的难啊。

　　深圳在投资基础教育上是积极的，开办这么多大学，每年增加投资几十所中小学，迟早基础研究会起来的。虽然这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了，我们几十年都不能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