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段子在微博上很是流行：一对情侣QQ聊天，女的在家用4M宽带，男的在学校用2.5G校园网。女：你爱我不？男的没反应。女又问：你在学校是不是有别的女人？男：是啊！当然啦！女：你竟然这样对我，你到底有没爱过我？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他们分手了。

这不只是段子，前段时间微博上著名的“某运营商坑爹事件”，就是这个段子的翻版，一网友在微信中对女友说：生日快乐，有个事要告诉你。女友问啥事儿，他说：我不想做你男朋友了。他的意思当然不是分手，而是要拐个弯儿向女友求婚，所以在这句话发出去后紧接着说了一句：我要做你老公，我们结婚吧。没想到网络信号出了问题，这句“我要做你老公，我们结婚吧”总发不出去，然后就悲剧了。

沟通不畅引发的误解，让人捧腹之余不禁深思，其实，当下官方与民众在一些社会问题和公共事件上陷入激烈的对立，官民互不信任，官方在舆情应对上一再失分，不正是官民时差下的沟通不畅导致的吗？4M的宽带，与2.5G的校园网，隐喻着民间与官方在信息传播与信息接收、信息供给与信息需求上的速度差引发的时间差。民间对公共事件的信息需求虽然高，而且信息传播的速度非常快，而某些政府的应对则非常慢，无论是信息处理能力还是发布能力，都非常慢。

当2G的政府遇上4G的民意，2G的速度与4G的速度之间怎么可能有沟通和交流吗？有的永远只是如段子中的滞后与错位，这边问：你爱我不？那边没反应；这边问：“你在学校是不是有别的女人”，那边才慢吞吞地回答上一个问题：“是啊，当然”——意思就满拧了。

公共事件发生后，政府消极的舆论应对，会使官方每一步的回应都落在民众的要求后面。当政府慢吞吞地对公众的前一个需求有了差强人意的回应时，瞬息万变的舆情下，公众早已有了新的信息需求，语境已发生了变化。这种时差和错位下，政府发布的信息常常落在民众的需求后面，处于“被舆论逼着公开”的被动境地，一次次地在误解中耗散着政府公信力。

SARS在中国过去已经有十年了，可以说，SARS在付出沉重代价和产生恶劣影响后，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将政府在信息处理和公开上的问题暴露在世界面前。SARS对中国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那次事件罕见的问责后，很多地方第一次有了“信息公开”的透明意识，有了“突发事件应如何发布信息”的应急意识，有了“信息不公开，后果很严重”的危机意识。

政府开始立法，民间开始追问，很多官员开始补上“舆情处理和应对”这一门课，新闻发言人也开始站到前台。十年中，且不说效果如何，起码各种关于应急管理和信息公开的制度是逐步建立起来了，公众的知情权在制度上有了保障。

很是凑巧，在令人恐惧的SARS过去十年后，在没人愿意提起这个日子的时候，禽流感又来了，上海有两人因感染H7N9而死亡，另有一名安徽滁州市35岁女性在南京发病、住院。现实逼着地方政府去反思SARS过后的十年中自己在提升信息公开和舆情应对上到底做了什么。在政府公开了禽流感疫情后，政府那套每天发布疫情信息的程序已经打开。不过人们还是在追问，为什么迟了这么多天才公布？政府的信息公开仍没有跑得过公众的质疑和困惑，难言及格。

SARS过后的这十年中，中国新媒体飞速发展，尤其是微博的发展，更将信息传播和舆情形成的速度提高了数万倍。想着十年前的SARS，面对眼下的禽流感，政府应反思：面对4G的民意，政府算得上几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