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殖民主义遗产VS中国TD标准

西方国家凭借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主义遗产，常常能假手东道国政府、舆论等各界狙击中国企业，在狙击中国标准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刚刚过去的2012年对于TDD产业而言，可以说是历史性的拐点。在去年，TD-LTE-A正式成为4G国际标准，全球掀起部署TD-LTE网络的热潮；同时，在国家意志的强力推动之下，我国D频段采用全TDD划分得以确定，以我国为主导的TD-LTE产业链终于进入了快车道。

但是，在看到曙光的同时，TD-LTE能否成功大规模商用还存在诸多挑战。除了TD-LTE终端芯片的短板以及大大小小的社会动乱和东道国国内政治斗争殃及池鱼之外，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市场遭遇的政治性风险常常源于西方竞争对手。

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投入更大努力制定中国标准并力图使之国际化，中国标准遭遇的狙击日益突出，其中电子信息产业又是中国标准遭遇狙击的重灾区。西方国家凭借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主义遗产，常常能假手东道国政府、舆论等各界狙击中国企业，在狙击中国标准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兴起与优势

2003年以来，国家提出实施电子强国战略，仅十五期间就产生了2500多项专利，发布信息产业领域国家标准263项，行业标准571项，除了影响较大的数字集群通信系统、闪联、AVS等国家或行业标准之外，还有TD-SCDMA、路由器协议、电信网管等75项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被确定为国际标准。但与华为、中兴遭遇的狙击相比，致力于开发推广自主创新技术标准的大唐移动目标定位更加高远，做得也更辛苦。

为彻底改变移动通信产业受制于外国技术标准的状况，争夺前景广阔的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主导权，2008年信息产业部联合发改委和科技部共同组织实施了“TD-SCDMA研究开发和产业化”专项工程，取得了全面突破。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成为国际电信联盟(ITU)所批准的三大主流第三代(3G)移动通信国际标准之一，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起来了第四代(4G)移动通信国际标准TD-LTE-Advanced，TD-SCDMA成为有史以来我国第一次以自己提出的国际标准主导和推动产业发展的领域，也堪称建立政府主导、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的一次重要实践。在TD-LTE、LTE FDD和WiMAx三种现行4G技术与国际标准中，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TD-LTE技术上占优势。中国移动于2012年2月牵头发起成立、拥有40家国际运营商成员的TD-LTE全球发展倡议(CTI)宣布了未来三年全球TD-LTE全球规模部署计划，在全球产业链和电信运营商中引起了高度关注。

作为TD-SCDMA研发与产业化的主体，2002年成立的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移动”)是TD-SCDMA及TD-LTE-Advanced的标准发起者、核心知识产权拥有者、产业推动者及设备与方案提供者。作为TD综合解决方案主流供应商，大唐移动一方面承建了全球最大移动通信运营商中国移动的TD-SCDMA网络，拥有约30%左右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大唐移动力图推动TD标准国际化，以期增强我国在国际通信领域的影响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电信产业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

而从东道国角度来看，大唐移动推销的TD-SCDMA+TD-LTE(3G+4G)解决方案也拥有多方面竞争优势：完备的3G+4G网络综合解决方案，同时只需要增加相应的保密模块，即可以满足政府、军队、警察和相关安全部门的通信保密要求；先进的技术与产品不仅能确保高质的语音服务，还可提供丰富的电信业务应用(同时可以提供手机电视业务)，更可有效满足行业应用的各种专有定制业务；有能力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售后服务、培训服务和管理咨询等一整套服务支撑体系；全球分配的充足的TDD频率资源，组网将更加灵活；丰富的双模TD终端，不仅可以在TD网络下使用，也可以在GSM网络下使用(仅需一张SIM卡)，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漫游问题；未来将会推出多模TD终端，可应用于更多的网络环境；多年的商业应用，积累了丰富的成功运营经验；强有力的中国政府支持和信贷支持。

凭借拥有多方面竞争优势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大唐移动积极推进国际化市场战略，整个大唐电信集团“十二五”发展规划都把开拓国际市场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根据各国市场准入难易程度的实际情况，大唐移动将推动TD标准海外市场商业化运营的重点放到了东南亚、非洲、拉美等新兴市场经济体，力求在“十二五”期间实现国际市场重点突破。目前，大唐移动已成功在韩国、日本、缅甸、比利时等建设TD的3G或4G试验网，即将在非洲建立TD商业网络。

后发劣势

然而，尽管TD标准拥有自己的多方面优势，大唐移动“走出去”的努力也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商务部、外交部、发改委、工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等相关政府机构的支持，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客观的后发劣势以及海外竞争者的竭力堵截，都让TD标准的海外市场之路格外崎岖。

大唐移动及其TD标准遭遇的第一只“拦路虎”是客观的后发劣势。虽然TD-SCDMA是国际主流3G标准之一，但实际上迄今只有中国投入了大规模商业应用。由于相对起步较晚，与WCDMA及CDMA2000相比，TD标准在国际知名度、供应商数量(以中国厂商为主)、终端种类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一定差距。尽管中国移动于2012年2月牵头发起成立的“TD-LTE全球发展倡议”(GTI)已经拥有40家国际运营商成员，一度唱衰TD-LTE的全球移动终端芯片巨头高通也加入了中移动阵营并推出多款相关芯片，中移动也宣布了未来3年全球TD-LTE全球规模部署计划，计划到2014年在全球建成逾50万个TD-LTE基站，覆盖全球超过20亿人口，在全球产业链和电信运营商中引起了高度关注，但要形成实际的运营网络并吸收到足够数量的用户，TD标准仍然任重道远。

除此之外，TD网络范围局限严重困扰了该制式的国际漫游，进而又影响到TD标准的推广，“多的让他更多，少的让他更少”，这种“马太效应”在这里体现得相当充分，大唐移动在古巴项目中就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的掣肘。

TD标准进入古巴市场基本上没有政治性障碍，大唐移动与古巴信息通信部合作的古巴TD项目自2010年10月启动后也取得了不少进展：2010年12月，在工信部及外交部大力支持下，大唐移动与工信部联合组团赴古巴进行TD技术产品交流及市场推广，得到了古巴信息通信部高度重视，取得了良好效果，古巴信息通信部与我国工信部及大唐移动分别就合作事宜签署了《工作备忘录》，计划建设采用大唐移动TD-SCDMA产品建设解决农村地区超远距离覆盖方案的试验网。

2011年，大唐移动积极推动TD成为古巴的3G标准，古巴通信部为此与我国工信部签署了换文。2011年5月，再次赴古巴进行技术宣讲，推动项目落地??

然而，经过这些前期铺垫之后，古巴TD项目仍未完成最终的落地推广，之所以如此，最关键障碍就是TD网络国际应用范围局限以及由此而造成的该制式国际漫游问题。因为古巴是旅游业大国，在通信方面非常重视国际漫游，因此，古巴通信部对于选择TD制式成为3G标准存在顾虑，担心会造成国际漫游不便，进而损害其旅游业收入。

殖民主义遗产是最大障碍

大唐移动及其TD标准遭遇的另一只“拦路虎”是西方国家在目标市场上的殖民主义遗产。因为移动电信3G/4G的国际市场竞争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商品、服务或技术标准之争，更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利益之争，乃至战略之争。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有着长期的殖民地历史，非洲国家尤甚，连其官方语言都全面采用了英语或法语。拉美国家在独立之后长期沦为英法两国事实上的经济殖民地，是其商品倾销市场、原料供给基地和大债务人，英法两国多次用“炮舰政策”解决与拉美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争端，法国甚至还在墨西哥扶植了一个皇帝。美国崛起之后，在拉美国家的渗透、控制更远远超过了英法两国所为，中美洲许多国家经济命脉长期被美国联合果品公司控制，以至于“香蕉共和国”。

墨西哥人一句话也广为流传——“可怜的墨西哥，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时至今日，非洲和拉美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仍然深受欧美国家影响，几乎所有上层社会人士都有欧美留学、工作经历，有些人还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担任过职员，民间对欧美的崇尚之风更为根深蒂固和浓烈。在不少非洲国家，政治敌对双方斗得你死我活，杀得血流成河，双方领导人却都有着共同的欧美背景，政治决斗最后成败取决于英国或法国站在哪一方，2011年科特迪瓦两总统之争便是如此。

甚至某些区域性大国的地区霸权也会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市场上严重干扰中国企业打开销路。电力严重短缺的尼泊尔水电资源丰富，潜在水力发电能力约有8300万千瓦，中国则无论是电力设备制造业还是工程建筑行业均名列世界前茅，两国携手开发尼泊尔水电资源，以来可以化解当地电力短缺问题，二来可以靠出口电力取得大量财政收入，实属双赢之举。笔者前几年参与西藏发展“十一五”规划课题时就比较详细地提出了这条思路，而这条思路在实践中遭遇的最大障碍就是印度在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和别国既得利益。目前，印度公司和个人已经直接间接控制了尼泊尔大约1000万千瓦的水电站项目，但交付期限一再拖延，令尼泊尔损失惨重。

发展中市场的殖民主义遗产给大唐移动及其TD标准的市场推广之路带来了重重障碍。在市场推广过程中，大唐移动了解到，大部分主要目标市场国运营商的默认3G标准选择均为另外两种制式。同时，主导另外两个标准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对我国际标准走出去也开展了不遗余力的干预和围追堵截，在喀麦隆代表法国政府的运营商橙电信公司(Orange)便是典型。

2010年12月至2011年1月，大唐移动迅速推进现场工程勘察，就整网方案的提供启动与外部厂商的合作，拟定项目技术建议书、商务计划书、商务合同。2011年2月至4月，就上述技术建议书、BP、商务合同细节与喀麦隆电信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谈判并达成一致。项目分两期执行，第一期在2011—2013年建设实施，TD-SCDMA网络将覆盖全国50个城市和8条高速公路，为用户提供语音及数据服务，并在喀麦隆热点地区提供TD-LTE网络覆盖；第二期主要进行扩容与优化，最终网络容量将达到可支持600万用户的规模。因规模较大，第一期被进一步分成2个阶段建设。这次拟签署的商务合同针对第一期第一阶段TD网络部署，计划覆盖该国16个主要城市，网络容量约为150万。2011年4月28日，喀麦隆电信总裁致函喀麦隆总理府，申请商务合同签署的授权函。该项目以此为标志进入政府关系运作层面。

然而，几乎一夜之间，大唐电信的上述努力和进展便有全部落空之虞。2011年7月14日，喀麦隆电信总裁正式通知大唐移动，该合同签署申请未获喀麦隆政府批准，设备销售模式无法继续运作，建议通过“投资+运营”模式引导该国制式选择及后续销售。直到7月21日，大唐移动总裁李珠袁在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访华期间正式拜会对方，向其表示大唐有意成为喀麦隆政府在通信领域的战略合作伙伴，愿意提供网络建设、网络运营、手机工厂等合作内容，方才获得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的积极反馈，项目有可能柳暗花明。

喀麦隆TD-SCDMA项目之所以出现上述变故，部分原因是喀麦隆政府调整了移动通信发展策略，但这个项目利用我国买方贷款带动销售的模式遇到如此巨大阻力，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归因于外国政府的影响与干涉。喀麦隆是传统的法国殖民地，即使独立之后也一直接受法国政府大量财政援助，因此，法国始终对喀麦隆内政保持着重大影响力，在喀麦隆政府内部和各界精英中代言人众多。此外，美国、英国等国也对喀麦隆有一定影响力。对于大唐移动TD-SCDMA项目这种高层次的中国出口，欧美竞争对手视之为对其经济利益根基的侵蚀而如临大敌，发动母国政府，通过本公司和母国在喀麦隆政府和各界精英中的代言人拼命狙击TD标准落地。在喀麦隆开拓期间，大唐移动TD项目团队切身感受到了亲法势力的百般质疑与刁难。

由于上述影响与干涉，目标市场国家政府在考虑是否采用大唐移动的TD标准时也经常带上“有色眼镜”，导致原本单纯的技术经济问题大大复杂化：一方面仔细考量、小心平衡由此引发的政治影响，既想得到中国技术和资金的助力，摆脱被欧美企业垄断高价任意宰割的不利境地，又不希望因此而断绝来自欧美国家的各类援助，更不愿意因此在国内引起政治风波。另一方面，东道国政府也希望借这类争议压迫中国企业和政府让步，索取更优厚的商务条件。尽管中国移动用户之多，相当于几十个其它国家的总和，TD标准在中国移动实践的结果已经足以为其提供足够的经验和验证，但在喀麦隆项目中，喀方各层面人物都片面强调TD标准目前只有中国移动运营，称TD项目具有强烈的中国政治色彩，喀麦隆上马TD是扮演TD国际运营的“试验田”，不愿意当“试验田”，或者要中国开出足够优厚的条件才肯充当“试验田”。